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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盘龙镜为东渡的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时得知魏朝皇帝改年号之事，所以在铜镜的铭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号。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河南汝州市煤山遗址的西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龙山时期的土坑竖穴墓6座。墓葬分有二层台墓和无二层台墓两种。出土遗物以彩绘陶器为主，器类有壶、豆、罐、杯、碗等。遗物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因此墓葬的埋葬习俗应受到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5～26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长乐宫六号宫殿遗址的主体建筑及其附属建筑进行了发掘。附属建筑分两部分，均由殿堂、廊道、散水和院落组成。从出土遗物看，该建筑始建于西汉初期并一直沿用到王莽时期。根据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六号宫殿遗址应是长乐宫的前殿旧址。1年初，对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进行调查，共发现3多处窑址。同年3~11月，对南山窑址进行发掘，共揭露3条窑炉、8个灰坑、2个贮料坑、1条水沟和若干个柱洞，出土大量原始瓷器。南山窑址是一处商代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产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7年以来，对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进行了发掘，已清理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棺椁，墓主多为仰身直肢。大中型墓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墓以随葬陶器为主。这处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霸"，"霸伯"是权力拥有者。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具有重要意义。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村的一座砖室墓进行发掘。墓葬为较大型的长方形双室券顶砖墓，墓圹平面呈"亚"字形，两墓室均由封门墙、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组成。此墓是迄今发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级别的前蜀重臣和分封亲王墓葬，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1年，对江苏苏州市木渎古城进行发掘，发现五峰村北城墙和城壕遗迹、新峰村南水门遗迹，以及东、西城墙遗迹等，出土遗物有原始瓷器、陶器等。初步推断北城墙修建于春秋晚期，南水门使用时期为春秋晚期。木渎古城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木渎古城的发掘为探索吴国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1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5多处洞窟和许多窟前遗迹，以及一处地面佛寺。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平方米，还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吐峪沟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新清理的两处礼拜窟应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6年至27年，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莲花池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随葬品。结合出土器物特征，这些墓葬可初步分为两期。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早中期。这批墓葬是研究丹江地区战国晚期楚文化、秦文化和西汉这三段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学资料。
甘肃发现的北魏至隋代千秋图像作为中原句芒、千秋向唐代敦煌壁画迦陵频伽图像转变的中介，更多源自它们在死后世界想象中的角色功能，而非仅为人首鸟身的组合形式。迦陵频伽是作为佛教西方净土思想的组成因素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古代佛教艺术中的迦陵频伽早应为出现于唐初的"敦煌风格"迦陵频伽。"敦煌风格"迦陵频伽是印度紧那罗形象、印度迦陵频伽文本、敦煌唐代佛教画工、唐代净土信仰、中原先唐人首鸟身形象等多种因素碰撞的结果。"敦煌风格"迦陵频伽的共同点体现在华美头冠、伸展双翼、修长卷尾、站立姿势、乐舞角色、净土场景等方面；有些迦陵频伽在双手合十姿势、献鸟献物角色、边饰纹样功能等方面有所突破。"敦煌风格"迦陵频伽在盛唐以后东进中原，出现在中原佛寺塔基地宫、佛教金棺银椁、皇室贵族墓葬等艺术载体中。74年4月，河南省洛阳市郊区李楼公社五郎庙村七队村民上交一批古代鎏金铜造像，据称是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估计是一处窖藏。这批鎏金铜造像除较残者外，基本完整者11余尊，从特征上看均为唐代之物。造像种类有佛、菩萨及天王，其中菩萨造像占绝大多数。佛像有立姿、坐姿和树状化佛三种。造像作树状，树冠分作五枝化佛和七枝化佛，每个化佛头顶部有一尖顶状饰物。菩萨像形态较多，有立姿和坐姿，左手举柳枝和右手举柳枝之分，背光形式为莲瓣形，但又有实心、空心以及周缘有突结等变化。天王像仅一件。洛阳唐代铜造像以往在墓葬或遗址中有零星发现，但一次发现鎏金铜造像数量达百余尊，在洛阳还是次，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少见的。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天王，均与洛阳所见唐代造像风格相近。
《卢沟运筏图》一直被学术界视作元代风俗画，描绘的是元朝初年营建大都城时通过卢沟桥运输建筑木料的场景。本文对这幅画的时代与内容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画中描绘的实际上是明初于卢沟桥设立竹木抽分局之后的商业景观，画作者是明代前期某位宫廷画家；此画的绘制可能与1444年太监阮安主持的卢沟桥重修工程有关。
蒙古风格特色的墓主夫妇并坐图是蒙元时期墓葬壁画的一个新特征，据此一些学者将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族属划归为蒙古族。本文将从考古资料出发，对北方蒙元墓葬中墓主人形象与其族属问题进行反思，并试图揭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同时文章将从墓主、画工和格套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墓葬中墓主人形象与其族属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
